中国为何严格管控枪支？回顾1993年湖南五千人持枪械斗，甚至动用步炮协作交战
1993年9月12日凌晨三点，湖南永兴县马田镇的稻叶还在冒烟，半截烧焦的竹杆横七竖八插在田埂上，铁皮包裹的土炮壳散落一地。村口的露天放映墙上留着被弹片剐出的斑痕，空气中混杂着硫磺味、酒味，还有被烧焦的谷草味，道路空荡得像突然失去了所有行人。
就在前一天，井岗李姓与马田刘姓先后动员了近五千人，持续三十四个小时的对峙——白天炮声不断，夜里火把连成长龙。乡镇干部冲在最前面高声劝阻，回应他们的，是裂空的枪响和飞溅的泥土。几公里公路被堵死，省道瞬间荒凉，运煤卡车干脆原地熄火，司机们不敢下车，只能躲在驾驶室里等天亮。
回头看，导火索竟小得不能再小。8月9日，才从来阳钢铁城回乡探母的刘方南，在井岗村河边被人认了出来。“就是他！”有人低喝一声，十几把镰刀围成半月。拳脚落下，他抱头蜷缩，用方言哀求，无人理会。铁锤最后砸断了他的腿，血顺着碎石缝流走，悄没声息。当天夜里，马田村祠堂的锣鼓响起，刘姓老人把拐杖重重敲在地上：“这仇不能再忍！”一句话，仿佛旧日尘封的族谱被人猛地翻开。
随后一连串小冲突像燎原火星——8月16日刘志强带人掀翻井岗村两户人家的门板；9月10日黄昏，三更天，井岗村青年又砍伤一名刘姓小伙。两村各自筑起土石壁垒，退伍兵被请到族学堂，铺开的纸张上划着攻防示意图，红蓝铅笔交错，谁也不肯先停手。有意思的是，外村“表亲”也被电话叫来，“撑腰”的口号比敲锣声还响。
9月11日拂晓，马田村第一声土炮打响。铁管改装的“开花弹”把井岗村头的木牌坊炸出一个大洞，木屑与晨雾同时飘散。井岗村随即还以颜色，五门土炮齐发，轰得田畔水渠横飞。双方青壮年腰扎红布或白布以示敌我，一条简易战线沿着村界河铺开，“步炮协同”的架势，让外来的公安干警一时无从下脚。
退伍老兵成了天然指挥官。有人支起电话线，有人把蓄电池和手柄接上自制发射器，炮管一声闷响，一根钢筋呼啸而出。后方妇女蹲在甘蔗地里包扎伤口，老人则推着木板车往前线送米饭、茶水和炸药包。不得不说，这场景像极了缩小版的阵地战，只是参战者都是同一乡音。
永兴县公安、武警进村时，火力点还零星开火，催泪弹拉出白烟后，才见到一排排少年双眼通红，嘴里嘟囔“不能退”。地委副书记刘学文高声喊话：“谁再开枪，一律从重处理！”这句话在扩音喇叭里重复播放，终于挤走了枪声。日落之前，双方代表在镇政府草草签了止战笔录，一场闹剧收场，却留下八具尸体、一百多处弹坑和上百万元的经济窟窿。
为何李刘两姓会积怨至此？记忆得追溯到1928年秋。那年，身为国民党中校团长的刘胡亮率部回乡，借“清剿赤匪”之名封锁井岗村，一口气枪杀了十七名壮年男子。血债写进了家谱，也刻进了后人心里。此后六十多年，两村孩子互不往来，集市见面亦各走一边。仇恨像酸雾，散不去，却潜伏着，等一根火柴。
更深的催化剂是武器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“全民练兵”遗风犹在，许多退伍军人把配枪拆解藏家中，乡镇企业爆破用的炸药也时常流入民间。统计显示，械斗结束后，当局仅在两村就收走4台炮车、95门土炮、57支土枪、233公斤炸药和255枚土制手雷，这还不含被悄悄抛入水塘的散枪零件。没有这些东西，再大的怒火也难以烧到全村总动员；正是私藏武器，把口角升级为“战役”。
平息冲突远不只是收缴。办案民警花了大半年追捕带头者，躲进深山地洞的不在少数；调解小组挨家挨户做工作，给伤亡家庭发放救助金，把土墙上的挑衅标语一一刷白。1995年，两村破天荒合办了小学运动会，跑道边老妪抹泪，孩子们却已互相搀扶冲线。多年后谈起那场枪炮声，村民只摇头：“太傻。”
1981年，国家公布《枪支管理办法》，对民间持枪首次作出系统规定；然而各地执行力度有限。马田镇的惨痛一役，让“管理漏洞”这个词登上了更高层面的议事日程。1996年10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》升级施行，私人自制、私藏、买卖枪支弹药被列入严厉打击的范围，乡村民兵库房统一归口，爆破物资运输从此层层备案。
马田镇恢复了宁静，原来的炮台已被铲平种上油茶，当年烧焦的稻田里又有青苗抽穗。井岗、马田两村至今仍隔着那条小河，却再无人握着土枪守夜。法治接管了族谱，枪声终成风中的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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